在代沟深厚的中国人之间,广播体操是少有的共同记忆。这要感谢那些年的班主任和体育老师们,再叛逆的野马、柔弱的书虫,都曾在懵懂的年龄被教着做过广播体操。它甚至和春晚一样重要——陌生人聊天,抛出广播体操话题,往往能起到救场的奇效。
然而,成年之后人们的体育活动就严重分化。野马们踢球、打篮球、橄榄球,乃至跳伞、蹦极,即使是书虫,也更多喜欢羽毛球、乒乓球、电子游戏,极少有人以广播操为锻炼方式,使用频率甚至不如眼保健操。
近两年广播操重回公众视野,也多是以快闪、斗舞的形式,成为年轻人戏谑的对象。
2013年,中国留学生在伦敦大学学院的广场上做起了广播体操
为什么成年以后人们不再喜欢广播体操?
当然不是由于变得冷漠。而是从被发明开始,广播体操的性质、目标就决定了它无法在高度分化、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占据主流,更无法PK足球、篮球等团体球类,以及更个人化的滑板、跳伞等极限运动。
广播体操的发展历程也证明了这一点:它从战争中兴起,在工业化过程中推进,计划经济中走向巅峰,又在市场化浪潮中褪去。
这是一项高度同质化、组织化的运动,功能异常明确——“为 祖国/公司/领袖 健康工作五十年”。
【战败,然后练体操】
经普鲁士人改良之前,19世纪诞生的体操仅以增强体质、维护健康为目的,并未划分为如今的广播体操、艺术体操等类别。人们把它当做小众健身运动,体操馆内出入的多是有闲阶层。
直到一场战争之后。
1805年,普鲁士在“三皇会战”中失利,民众受到极大刺激。屈辱感之下,体育家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杨推出杨氏体操,包括一系列的军事动作,如手持器械的“战斗游戏”,强调纪律的“队列练习”。
被誉为“国民体操之父”的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杨
同时,杨氏非常强调精神培育,更归纳了体操的核心价值:体操永远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爱国行动,是整个民族的事业。做操者要制备统一的体操服、做操前后高唱爱国歌曲、并发表时事评论等。这一理念马上就得到军界响应。
与普鲁士类似,1864年,丹麦在普丹战争中失败,已在普鲁士受重视的全民体操很快得到推广。丹麦的青少年被组织起来开展体操, 一跃成为了当时的体操大国。
此外,1862年,在抗击奥地利的战斗中,捷克斯洛伐克诞生了体操组织“索柯尔”,意为自由、坚强、勇敢的雄鹰。10年内, 类似的体操组织发展到130多个,会员12000多人,并于1889年建立了全国性的统一领导机构——捷克斯洛伐克雄鹰协会。
为什么国民体操会受到军队的推崇?
很明显,这种体操与军事训练类似,能够培育纪律、集体意识,消灭个体差异。而这些正是近代军队的核心要求。
除了军队,另一个领域很快发现了体操的好处——工厂。
19世纪上半叶,业余体育已在资产阶级中蓬勃发展,但没有太多空闲、低收入的工人阶层并没有合适运动。
人们很快意识到,工人也需要“合理的消遣娱乐”,但哪项运动可以既不占太多设施、场地,又不会沉溺其中,无需高贵的品位,还能延长劳动力使用时间呢?
体操,满足上述所有要求,又不必带有竞争意识和创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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