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高墙内的“心灵疗伤人”，14年唤醒千余个迷途灵魂在巨大压力和无悔选择中，他内心的天平始终为良知倾斜。 一位“雷锋标兵”的加减法 今年三月，民警李新洲荣获了邓州市2012年度“十佳学雷锋标兵”。

“和雷锋相比，我做得远远不够。”这位极少接受过采访的看守所民警，每说几个字就要停顿一下，黝黑的脸憋得通红，“咱少过一个周末，多帮一名在押人员，就多挽救一个家庭；咱少花100元，多帮一位刑满释放人员，社会就多一份温暖。” 作为高墙内的心理咨询师，这位从警14年的民警，一直在做这样的加减法。

只是，他减去的总关于自己，加出的总关乎别人。 减去“休息”，加出“希望”——14年，唤醒千余名迷途者 36岁的李新洲，是邓州市看守所唯一取得国家心理咨询资格证的民警。14年前，“考”进公安队伍时，他压根儿没有想到，自己即将从事的工作和心理学能扯上什么关系。 那是1999年，他从派出所调入看守所。“同样是‘所’，差别可大了。”他挠着脑袋说，看守所里羁押着形形色色犯罪嫌疑人，有的心灵扭曲甚至变态，有的性格偏执，胡搅蛮缠。他还记得，刚上班时，监狱内发生一起打架事件。他提审那个挑起事端的“老江湖”。“明知道就是他，但问了一圈，啥也没问出来。”他两手一拍，“为啥？没有气场！研究不透这些人的心理，就没法和他们斗智斗勇。” 这位凡事都要问个“为啥”的年轻人，决定从在押人员的心理问题入手，建立自己的气场。此后，每到周末，英语专业出身的他，就跑到书店看书、买书，“全是关于心理学的”。

同时，他还请教市里知名的心理学专家，将工作中发现的在押人员的心理问题，记到一个个小本子上，归纳分类，仔细研究。 14年来，妻子张艳平难得和他共度周末：“谁让他天天一头扎进书堆里。”在理论和实践的一次次碰撞中，他摸索出一套有效的方法：“嫌疑人的入监谈话，越细越能发现问题；生活单亲家庭的人，多半有心理问题；信任，是打开心灵的第一把钥匙……” 2011年，凭自学，他取得心理咨询师的资格证，在看守所内开了间心理咨询室。这个张贴着“倾听你的心声，说出你的烦恼”的温馨小屋子，被在押人员形象地称为“温暖转角处”。其实，在这之前，作为看守所里的副教导员，他通过心理治疗，已唤醒千余个迷途灵魂。

在押人员王军，原是南阳一市直单位的职工。长期以来，他认为在家人眼中自己活得很失败。为了做件“有气魄”的事证明给家人看，他将洗浴中心一位服务员杀害后并分尸。入监后，他冷漠无情，拒绝赔偿受害人，几度欲自杀。“对家人的误解，是他的症结所在。”看准这一点后，李新洲征得办案单位的同意，让家人和王军通过书信谈心。在一封封情真意切的信件里，王军读出了家人的牵挂和爱意，悟出了自己的愚蠢和无知，心也变得柔软起来。在他现身说法、警示大众的《忏悔书》中，这样写道：“李警官的教诲，让我明白，千万不要通过犯罪的手段证明自己的强大。因为，任何丧失良知的强大，都写满了冷酷和愚昧。”

 减去“金钱”，加出“温暖”——万余元，温暖多少悔改人 在李新洲的心理咨询室里，分门别类地存放着每一位需要帮扶的在押人员的心理档案和问卷调查。这上面，他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心理疏导时，不问“你犯了什么罪”，而是问“你怎么进来的”，不问“你爹你妈身体咋样”，而是说“咱爸咱妈还好吧”。

“他这个人，特别有人情味。所以，在押人员愿意和他交心。”教导员李鹏还记得，去年4月份，涉嫌拐卖妇女儿童的嫌疑人付亮，在看守所里出现吐血、咯血的症状。到医院一检查，是空洞肺结核，正处于传染期。所里正商量陪护人选，李新洲主动请缨，陪护了15天。出院后，付亮视李新洲为恩人，改造特别积极。

“这没啥好说的，我懂一点医学常识。”别人的赞誉，总让李新洲很不好意思，“再说了，在押人员的生命权，一样值得保护。” 两年前，邓州禁毒警察送来一个绰号“小伙”的湖北籍瘾君子。这家伙，毒瘾一发作，就狂躁不安，严重影响了其他在押人员。“禁毒魔，就是解心魔。”在配合狱医对“小伙”强制戒毒的同时，李新洲从攻心开始，对他进行劝导。出狱后，彻底摆脱毒瘾的“小伙”，多次向李新洲提供线索，警方由此挖出一个10多人的贩毒团伙。

据统计，通过真情帮扶在押人员，李新洲协助破案100多起。 所长孔明杰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又一个刑满释放人员给李新洲寄来的感谢信。有个湖南人，因搞传销入监，服刑半年后出狱，家里也没有人来接，是李新洲给了他400元路费。这事儿，直到湖南人寄来感谢信，孔明杰才知道。 “多的，三百五百，少的，三十五十，他自掏腰包，还不让所里知道。光感谢信，就有这么厚！”孔明杰伸出两只手比划着，足有半尺高。 帮刑满释放人员掏路费，给在押的大学生买书籍，为回归社会的人找工作，14年来，这位“雷锋标兵”，为此至少自掏腰包万余元。 “这没什么好说的。谁让教育改造链条上，需要咱这一环呢。”

这个警号“081448”的民警，一提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就连连说，“这没啥好说的。” 减去“委屈”，加出“无悔”——用真情，唤醒没有泯灭的良知 并非所有人都能理解他，哪怕是最亲近的人。 妻子张艳平在乡里上班，孩子今年才5岁。“你说说，哪一年过年，不是我一个女人家在门口放炮。”生气时，张艳平也发牢骚——14年了，每年的除夕和大年初一，他都是在看守所里和在押人员度过。牢骚过后，张艳平也渐渐理解了丈夫：“他天天给别人做心理辅导，其实他自己压力也很大。” 他的压力，更多的来自于家庭之外。

高墙，把监管场所和正常社会隔开。貌似风平浪静的铁窗内，随时都会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特别是这些年来，监管场所发生的个别事件，被网络迅速传播后，成为少数不明真相的人，诋毁监管场所的把柄。为此，“天天绷紧神经”的，岂止李新洲一个。 “高墙内的问题，反映出社会的另一面。”他坦言，越是深入了解在押人员心理问题，越是发现每一个悲剧的背后，都有着社会原因。心狠手辣的杀人犯，自幼就忍受父亲的家暴；染上毒瘾的吸毒者，从小就没了母亲；肇事后逃避责任的大学生，是靠贷款才能上学的穷苦娃…说着说着，这位大眼睛、大鼻头的方脸汉子，眼泪掉了下来：“高墙内的悲剧，有高墙外的一部分责任。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负起责任，悲剧一定会少很多。”